为了挖掘新京澳门葡萄城老一辈教师的故事和精神文化，找寻那些年伴随生科院建立和成长的一段故事、一种精神、一份力量，致知党支部开展“师道匠心”系列采访活动。实地访谈老一辈党员模范前辈，了解他们的先进事迹、对党对国家的贡献以及对青年学子的殷切期望，从而引导青年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使更多的人能够真正做到与党同心，与党同行。这一次，让我们一起走进徐汝梅老师的故事。
徐汝梅，北京师范大学1959年毕业，1988年任教授。曾任新京澳门葡萄城第一届院长；中国生态学会第四届秘书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际棉粉虱研究会第一、二届执委；中国昆虫学会第六届昆虫生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昆虫学会入侵物种及检疫专业委员会第一届主任委员。主要从事昆虫生态学研究，自1976年开始以温室白粉虱为对象进行入侵生物学的研究，从种群数量时空动态及调节机制、植物—害虫—天敌种间关系、害虫综合治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在国内开展了濒危物种的集合种群生态学的研究。 徐汝梅老师结合自身经历，讲述自己在教学育人、科学研究领域的工作与感悟。通过丰富生动的故事，徐老总结了自己科研教学中的经验，勉励青年学子要打好坚实的学术基础，扎实学问；做科研专心一意，敢于质疑；牢记责任与使命，为学校、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做学问上的初心与坚持：从事植保工作的契机
徐老17岁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他回顾那段时光时说：“上大学也就是学个方法，真正还是靠自己将来出去通过实践去摸索。”毕业后，选择留校任教，专注于无脊椎动物学的讲授。回顾当年学生的水平，徐老师回忆道：“那个时候的基础打得相当好，就是那认植物、认动物，咱们的学生只要一出去看到任何植物，没有不认得的。”尽管当时在教学期间未涉足科研，“但是教书呢当然还是很认真的，要求也挺严的。” 后来，徐老带领工农兵新京澳门葡萄城到农村开门办学。“正好开始我的业务了，我就想，既然到农村去，就应该为贫下中农服务，我学过昆虫不正好搞植保吗？”以此为契机，徐老带学生开展昆虫调查，开展一系列有效的病虫害预报，成果喜人。1975年，北京市发生粉虱灾害，在北京市农委和科委的邀请，徐老的研究重点开始转向粉虱，“一直搞了30年，一直坚持不断。”
求知路上的坚守与突破：留洋访学经历的影响
徐老精通英语，曾多次负责接待外国专家并担任翻译，其中包括多位知名生态学家。因此，自1981年起，徐老开始受邀出国进行学术交流与访学。在国外的优越条件下，徐老始终坚守自己的研究方向，他表示：“我觉得我还是应该把我该做的工作做好，我既然承担了国家的任务，就必须一直做下去。” 在国外的日子里，徐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工作理念。他深知，要想在工作上有所建树，必须持之以恒、专一不懈。他以国外的一处有着300多年历史的生态试验站为例，指出：“那里的数据每年都有，从气候、植被、土壤到地下生物类别，连续300多年。有了这些300年的资料，就像站在300年高的肩膀上，做出的工作自然是世界上最高的。工作就应该这么做。”他还强调了合作的重要性：“与别人合作，必须有自己的本钱和专长，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重视。”
数年国外交流后，徐老婉拒了优厚的待遇，选择回国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他的决定并非出于名利考虑，而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工作有着深厚的情感：“我并不是因为什么大帽子或者其他的考量而回国，只是因为习惯了这里的环境和工作，喜欢干自己熟悉的活儿，所以就回来了。” 教学路上的严谨与开放：教学中的共同成长。
谈及自己的学生，徐老表示自己在学术上要求严格，但生活上与他们相处轻松愉悦。他强调科学需要民主，鼓励学生大胆质疑，不盲从于权威，让他们在思考与探索中成长。徐老始终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支持学生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发现新的知识。“如果从小就觉得书本都是对的，老师也说的都是对的，你还搞什么？往往大家认为都是错的，你却认为是对的，那这才是你的发现。”
此外，徐老早早就开始学习并借鉴国外的文献交流习惯，为生态所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他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根据徐老的介绍，荷兰是农业领域研究的佼佼者，尤其在粉虱相关研究方面做得最为出色。回溯至1981年徐老在德国时，就曾受到邀请与荷兰的农业大学展开合作。“因此，我们后来的合作模式是互派博士生，我的学生去那里，他们的学生来我们这里。因此，我的学生有很多人出国，而且一出就是一年，所以在国际学术环境中取得了显著的学业成果。”
通过交流，大家被徐汝梅老师无畏探索的科研态度所感染，感受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大胆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对青年学子的殷切希望。参与成员纷纷表示应当认真学习前辈的工作态度与精神，以昂扬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本职工作中去。今后，支部将持续开展“师道匠心”系列采访活动，积极引导支部成员学有所思、思有所悟、悟有所行、行有所果。
